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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未央二》回看法西斯

2015/09/22

前一篇為:七十‧未央一》安倍晉三的道歉

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如果是戰略問題,石原莞爾或許會作這樣的辯論:滿州事變並不會導致中日的全面開戰,這是經過縝密的判斷的:滿州是中國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地盤,這個日本最大的敵人,在三年前(1928),讓關東軍在皇姑屯炸死了,後繼的張學良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與日本對抗,而1928年完成「北伐」的蔣介石,將奉系勢力驅出關內之後,對滿洲的興趣,遠不及對共產黨的圍剿,對於他來說,中共才是他最重要的敵人。

1929年,蔣介石(右)與犬養毅(中)等人的合照,畫面最左邊為軍國主義的地下組織「黑龍會」的首腦頭山滿。犬養毅在滿洲事變後出任日本首相,並希望調停與中國關係,他與孫中山、蔣介石的關係良好,他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為少壯派軍人所殺,此一事件決定性影響日後日本的走向。也是「大亞洲主義」者的頭山滿,自稱「天下浪人」,利用地下組織,從事諜報與軍火交易的工作,曾經大力資助孫、蔣。

戰略的錯誤

蔣介石與日本軍國主義者一直維持良好的關係,如果有「東亞聯盟」的形成,那麼蔣勢必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對象;而不與中國全面開戰,讓日軍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淖,在後來的太平洋戰爭中,中國就算幫不上忙,也不會變成對日軍的負擔。

歷史事實證明,9月18號晚上10點,石原和坂原奇襲奉天,到第二天凌晨,不到12小時的時間,就控制住奉軍的這個大本營,接下來半年之間,關東軍迅速佔領東三省,張學良退避北平,果然沒有抵抗。而蔣介石早在事變前,7月23號,在南昌發表「攘外必先安內」文,一心「剿匪」,事變後,他的反應是「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的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演講詞)」。

那麼「國際公理」又怎麼看呢?日本佔領滿洲,讓共產革命後的蘇聯史達林沒有機會擴張到這裡,對英美法等西方強權來說,未必是件壞事,除了在國聯抵制之外,也沒有更積極的干預。

石原等人膽大妄為的行徑,卻讓日本沒有付出什麼代價地,瞬間取得幾乎是其本土三倍大的土地,豐富的資源,以及牽制中、俄,虎踞東亞的戰略位置,消息傳回日本,他們立刻成為大英雄,軍國主義的氣燄大振,日本政府完全不懲處這種形同「叛變」的行為,當時首相犬養毅內閣想要調停與中國及國聯關係的嘗試,也徒勞無功,1932年5月15號,犬養毅被少壯派軍人擊斃於首相官邸,國聯通過譴責日本的「李頓報告」,在松岡洋右等外交官的煽動與強勢作為下,日本悍然退出國聯。

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

(點圖放大)

政治學家丸山真男分析日本法西斯主義興起有三個階段,以1931年滿洲事件為界,回溯到1918年左右,稱為「民間右翼運動時期」,軍國主義擴張的想法還是一股民間(社會運動)的力量;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階級分化的情形嚴重,從軍成為生活困苦農民的一條出路,奔赴戰場為天皇效忠,成為「皇軍」,所帶來的光榮感,麻痺了受壓迫的情境,是精神與物質上的出口。

工業的發展與對外戰爭的擴張,使得非農人口大量增加,其結果,就是糧食生產不足,加上向戰爭中的歐洲大量輸出稻米,1918年日本因為糧食價格高漲,爆發「米騷動」,全國各地爆發暴動、罷工、搶劫…參與者超過兩百萬人,這種在史上空前的社會動盪,一步步將日本逼向革命的邊緣;這個發展,可以從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對日本帝國主義「後進性」與「早熟性」的分析談起。

矢內原認為,明治維新發展出的殖民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日本並非在資本發展到了過剩的階段,必須在全球奪取原料及市場,以取得壟斷的地位而發展出帝國主義,而是為了對抗西方列強殖民的威脅而起的反應,在《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矢內原稱日本帝國主義是「先有實踐、後有實質」的;沒有相應的工業與資本可以支撐這個帝國的擴張,工人階級生活陷入困境,而農民也未從高漲的糧食中獲取利潤,卻在層層盤剝下,同樣貧困。

1917年俄國革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共產主義革命向全球輸出,也在東亞造成極大的影響,階級分化嚴重的日本,也受到衝擊,1918年被丸山真男視作法西斯主義「民間右翼運動時期」的起點;在20世紀初,同時展開的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革命,在全球各地都是死敵,想要消滅對方,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都面向苦難的大眾,而起著不共戴天的競爭。在許多的主張上,它們看起來是很像的。

身著中式褂裝的北一輝,對中國(孫中山)革命有深刻的觀察,他的思想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起著重大的作用。

1920到30年代,對日本起著重要影響的北一輝,強調對「底層」的關注,標舉社會正義的大旗,他嚴厲批判官僚財閥的奸邪罪惡,認為明治維新使大資本家和大地主盤據了國家,他認為國民擁有國家的主權,主張「廢除貴族制度,放領土地給農民」、「沒收工業資本、工業國有化,由國家機器來經營管理工業生產」,以及「每天工作八小時、限制收入」,提出「勞資合作主義」…他的目標是挑戰現代資本主義、對抗西方殖民霸權。

北一輝不是共產黨,他是法西斯主義者。

北一輝談日本的改造,他也稱他的主張是「社會主義」,他的書叫做《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不過這種社會主義是「國家社會主義」,他提出「建立在國民全體的意願之上的全體政治」,也就是廢除封建,實現「天皇中心的政治」,以民族與國家來解決階級問題,北一輝也主張大亞洲主義、同情並實際對參與、支持中國革命,對他來說,蘇聯及共產黨是眼前首要的敵人。

你認得法西斯嗎?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的二十多名年輕軍官,結合千餘兵士,發動叛變,鎖定特定內閣官員,展開擊殺的行動。他們反對財閥與官僚的體制、主張廢除內閣,意圖建立一個以天皇為核心的國家,整個思想,脫胎自北一輝「國家社會主義」與「天皇中心」的主張。

將社會不公、階級壓迫與全體國民的總意志訴諸一個絕對的國家來完成,這大概是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最大不同的地方,對共產黨人來說,國家是過渡性質的,要走向「無產階級專政」,勢必是「國際主義」的,而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則是目的本身,走向絕對的「國族主義」。

二二六事件遭到鎮壓,雖然這些年輕的軍人,賦予了天皇神一般的地位,對他絕對效忠,但是天皇(裕仁)本人,卻不支持他們,在裕仁的堅持下,「皇道派」遭到全面的清剿,而北一輝則被指控為事變的元兇,遭到處決。「皇道派」遭到消滅之後,以東條英機等為代表人物的「統制派」軍人,與官僚、財閥完全掌握了國家機器,這股澎湃的動力,於是將日本推向1937蘆溝橋事變,與中國全面開戰的道路。

丸山真男將1931年「滿洲事變」到1936年「二二六事變」之間,稱為法西斯主義的「成熟期」,到了二二六事件之後,「統制派」軍人全面掌握國家機器,戰爭的狀態已經回不了頭了,則是法西斯主義的「完成期」。

總的來說,日本法西斯主義,在國際,是一種「反殖民主義」,以殖民擴張作為反殖民的手段;在國內,其動力又來自於階級壓迫,對社會不正義的反抗,在論述與行動上,是「由下而上」的,從民間的社會運動力量、影響軍隊的思維與行動,最後奪下國家機器;主張完成於國家(天皇)下的國民意志、社會與階級正義。

二戰後,「反法西斯主義」似乎變成一種全球性的「政治正確」,但也就是因為對它的「污名」,讓人不容易接近,看清它的樣貌;因此,回顧法西斯主義成長的背景與歷程,顯得格外重要;七十年前的戰爭,不僅是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侵略戰爭,更重要的,它是法西斯主義的侵略戰爭,而看清楚這它的樣貌,才有機會讓我們不會再次掉進那個情境下。而安倍的疑惑,也才能有一個回應。

為什麼八成的日本人從未歷經七十年前的情境了,日本還需要不斷的道歉?難道不是因為我們不曾經歷那個時代,在集體的記憶裡,逐漸淡忘,當它的幽靈又在我們身邊徘徊之時,我們竟已不再認得它了。

「皇道派」軍人及北一輝對1930年代日本政治經濟的批判,為軍人、官僚及財閥控制住國家,造成工農階級的苦難,因此訴諸一個「天皇的國家」,清除這些壓迫者,實現社會正義,因而發動了兵變。這個批判是準確的,日本的戰略,是「以殖民對抗殖民」,本質上是資源、市場的掠奪,而財閥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甚至可以視為戰爭的發動者,這在我們對法西斯主義的批判裡,經常被忽略掉。

殖民地台灣的日本財閥三井
殖民地台灣的日本財閥三井

日本在殖民擴張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財閥,非三井莫屬了,明治維新時,三井就為天皇出錢養軍隊、發軍餉,換取壟斷的利益,1876年,成立三井銀行,為日本史上第一家私人銀行,三井發展工礦等重工業,提供軍需,這樣的「投資」,獲得豐厚的利潤,在日本擴張的殖民地,得到壟斷的地位。

在台灣,三井掌控糖業命脈,在總督府補貼及高壓統治支援下,在台圈地,透過強制收買制度,將小農變成農奴,大量種植甘蔗,1900年,「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成立,1902年高雄橋仔頭糖廠設立後,新式糖廠遍佈全台,1903年,總督府頒布《糖業組合規則》,將糖業經營專屬給三井等糖業組合成員,將歐、美資本驅逐,消滅本地原有糖業組織與制度,到1930年代,台灣以出口日本為目標的製糖業,盡為三井(台灣製糖)、三菱(明治製糖)與藤山(大日本、新高、東洋製糖)所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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