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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如果是戰略問題，石原莞爾或許會作這樣的辯論：滿州事變並不會導致中日的全面開戰，這是經過縝密的判斷的：滿州是中國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地盤，這個日本最大的敵人，在三年前（1928），讓關東軍在皇姑屯炸死了，後繼的張學良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與日本對抗，而1928年完成「北伐」的蔣介石，將奉系勢力驅出關內之後，對滿洲的興趣，遠不及對共產黨的圍剿，對於他來說，中共才是他最重要的敵人。
1929年，蔣介石（右）與犬養毅（中）等人的合照，畫面最左邊為軍國主義的地下組織「黑龍會」的首腦頭山滿。犬養毅在滿洲事變後出任日本首相，並希望調停與中國關係，他與孫中山、蔣介石的關係良好，他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為少壯派軍人所殺，此一事件決定性影響日後日本的走向。也是「大亞洲主義」者的頭山滿，自稱「天下浪人」，利用地下組織，從事諜報與軍火交易的工作，曾經大力資助孫、蔣。
戰略的錯誤
蔣介石與日本軍國主義者一直維持良好的關係，如果有「東亞聯盟」的形成，那麼蔣勢必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對象；而不與中國全面開戰，讓日軍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淖，在後來的太平洋戰爭中，中國就算幫不上忙，也不會變成對日軍的負擔。
歷史事實證明，9月18號晚上10點，石原和坂原奇襲奉天，到第二天凌晨，不到12小時的時間，就控制住奉軍的這個大本營，接下來半年之間，關東軍迅速佔領東三省，張學良退避北平，果然沒有抵抗。而蔣介石早在事變前，7月23號，在南昌發表「攘外必先安內」文，一心「剿匪」，事變後，他的反應是「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的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演講詞）」。
那麼「國際公理」又怎麼看呢？日本佔領滿洲，讓共產革命後的蘇聯史達林沒有機會擴張到這裡，對英美法等西方強權來說，未必是件壞事，除了在國聯抵制之外，也沒有更積極的干預。
石原等人膽大妄為的行徑，卻讓日本沒有付出什麼代價地，瞬間取得幾乎是其本土三倍大的土地，豐富的資源，以及牽制中、俄，虎踞東亞的戰略位置，消息傳回日本，他們立刻成為大英雄，軍國主義的氣燄大振，日本政府完全不懲處這種形同「叛變」的行為，當時首相犬養毅內閣想要調停與中國及國聯關係的嘗試，也徒勞無功，1932年5月15號，犬養毅被少壯派軍人擊斃於首相官邸，國聯通過譴責日本的「李頓報告」，在松岡洋右等外交官的煽動與強勢作為下，日本悍然退出國聯。
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
（點圖放大）政治學家丸山真男分析日本法西斯主義興起有三個階段，以1931年滿洲事件為界，回溯到1918年左右，稱為「民間右翼運動時期」，軍國主義擴張的想法還是一股民間（社會運動）的力量；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階級分化的情形嚴重，從軍成為生活困苦農民的一條出路，奔赴戰場為天皇效忠，成為「皇軍」，所帶來的光榮感，麻痺了受壓迫的情境，是精神與物質上的出口。
工業的發展與對外戰爭的擴張，使得非農人口大量增加，其結果，就是糧食生產不足，加上向戰爭中的歐洲大量輸出稻米，1918年日本因為糧食價格高漲，爆發「米騷動」，全國各地爆發暴動、罷工、搶劫…參與者超過兩百萬人，這種在史上空前的社會動盪，一步步將日本逼向革命的邊緣；這個發展，可以從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對日本帝國主義「後進性」與「早熟性」的分析談起。
矢內原認為，明治維新發展出的殖民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日本並非在資本發展到了過剩的階段，必須在全球奪取原料及市場，以取得壟斷的地位而發展出帝國主義，而是為了對抗西方列強殖民的威脅而起的反應，在《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矢內原稱日本帝國主義是「先有實踐、後有實質」的；沒有相應的工業與資本可以支撐這個帝國的擴張，工人階級生活陷入困境，而農民也未從高漲的糧食中獲取利潤，卻在層層盤剝下，同樣貧困。
1917年俄國革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共產主義革命向全球輸出，也在東亞造成極大的影響，階級分化嚴重的日本，也受到衝擊，1918年被丸山真男視作法西斯主義「民間右翼運動時期」的起點；在20世紀初，同時展開的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革命，在全球各地都是死敵，想要消滅對方，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都面向苦難的大眾，而起著不共戴天的競爭。在許多的主張上，它們看起來是很像的。
身著中式褂裝的北一輝，對中國（孫中山）革命有深刻的觀察，他的思想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起著重大的作用。
1920到30年代，對日本起著重要影響的北一輝，強調對「底層」的關注，標舉社會正義的大旗，他嚴厲批判官僚財閥的奸邪罪惡，認為明治維新使大資本家和大地主盤據了國家，他認為國民擁有國家的主權，主張「廢除貴族制度，放領土地給農民」、「沒收工業資本、工業國有化，由國家機器來經營管理工業生產」，以及「每天工作八小時、限制收入」，提出「勞資合作主義」…他的目標是挑戰現代資本主義、對抗西方殖民霸權。
北一輝不是共產黨，他是法西斯主義者。
北一輝談日本的改造，他也稱他的主張是「社會主義」，他的書叫做《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不過這種社會主義是「國家社會主義」，他提出「建立在國民全體的意願之上的全體政治」，也就是廢除封建，實現「天皇中心的政治」，以民族與國家來解決階級問題，北一輝也主張大亞洲主義、同情並實際對參與、支持中國革命，對他來說，蘇聯及共產黨是眼前首要的敵人。
你認得法西斯嗎？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的二十多名年輕軍官，結合千餘兵士，發動叛變，鎖定特定內閣官員，展開擊殺的行動。他們反對財閥與官僚的體制、主張廢除內閣，意圖建立一個以天皇為核心的國家，整個思想，脫胎自北一輝「國家社會主義」與「天皇中心」的主張。
將社會不公、階級壓迫與全體國民的總意志訴諸一個絕對的國家來完成，這大概是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最大不同的地方，對共產黨人來說，國家是過渡性質的，要走向「無產階級專政」，勢必是「國際主義」的，而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則是目的本身，走向絕對的「國族主義」。
二二六事件遭到鎮壓，雖然這些年輕的軍人，賦予了天皇神一般的地位，對他絕對效忠，但是天皇（裕仁）本人，卻不支持他們，在裕仁的堅持下，「皇道派」遭到全面的清剿，而北一輝則被指控為事變的元兇，遭到處決。「皇道派」遭到消滅之後，以東條英機等為代表人物的「統制派」軍人，與官僚、財閥完全掌握了國家機器，這股澎湃的動力，於是將日本推向1937蘆溝橋事變，與中國全面開戰的道路。
丸山真男將1931年「滿洲事變」到1936年「二二六事變」之間，稱為法西斯主義的「成熟期」，到了二二六事件之後，「統制派」軍人全面掌握國家機器，戰爭的狀態已經回不了頭了，則是法西斯主義的「完成期」。
總的來說，日本法西斯主義，在國際，是一種「反殖民主義」，以殖民擴張作為反殖民的手段；在國內，其動力又來自於階級壓迫，對社會不正義的反抗，在論述與行動上，是「由下而上」的，從民間的社會運動力量、影響軍隊的思維與行動，最後奪下國家機器；主張完成於國家（天皇）下的國民意志、社會與階級正義。
二戰後，「反法西斯主義」似乎變成一種全球性的「政治正確」，但也就是因為對它的「污名」，讓人不容易接近，看清它的樣貌；因此，回顧法西斯主義成長的背景與歷程，顯得格外重要；七十年前的戰爭，不僅是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侵略戰爭，更重要的，它是法西斯主義的侵略戰爭，而看清楚這它的樣貌，才有機會讓我們不會再次掉進那個情境下。而安倍的疑惑，也才能有一個回應。
為什麼八成的日本人從未歷經七十年前的情境了，日本還需要不斷的道歉？難道不是因為我們不曾經歷那個時代，在集體的記憶裡，逐漸淡忘，當它的幽靈又在我們身邊徘徊之時，我們竟已不再認得它了。
殖民地台灣的日本財閥三井
日本在殖民擴張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財閥，非三井莫屬了，明治維新時，三井就為天皇出錢養軍隊、發軍餉，換取壟斷的利益，1876年，成立三井銀行，為日本史上第一家私人銀行，三井發展工礦等重工業，提供軍需，這樣的「投資」，獲得豐厚的利潤，在日本擴張的殖民地，得到壟斷的地位。
在台灣，三井掌控糖業命脈，在總督府補貼及高壓統治支援下，在台圈地，透過強制收買制度，將小農變成農奴，大量種植甘蔗，1900年，「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成立，1902年高雄橋仔頭糖廠設立後，新式糖廠遍佈全台，1903年，總督府頒布《糖業組合規則》，將糖業經營專屬給三井等糖業組合成員，將歐、美資本驅逐，消滅本地原有糖業組織與制度，到1930年代，台灣以出口日本為目標的製糖業，盡為三井（台灣製糖）、三菱（明治製糖）與藤山（大日本、新高、東洋製糖）所壟斷。
除了糖業的利益外，三井也取得茶的壟斷地位，及樟腦、鴉片的專賣權，這些也都是殖民地政府與帝國主義國家資本奪取下來的，台灣茶葉生產、加工和出口，是掌握在英國匯豐銀行的手上，匯豐控制經營茶葉貿易的洋行，再結合本地買辦開設的「媽振館」（Merchant）經營，在殖民地政府的支持下，三井逐漸將這個西方資本的系統驅出，發展出從茶園到產、銷管道的壟斷經營系統。
台北市三井舊廈。資料來源：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倉庫，上面有三井的標誌。資料來源：樟腦的情形也類似，1899年實施專賣制度，早期專賣權仍為英國資本取得，殖民地政府幾經交涉，逐漸迫使英國資本退出，將專賣權交與三井。在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即稱台灣的樟腦業為「外國資本家之堅城」，殖民地政府透過強權的作用，將之攻陷，讓利益由三井所獨享。
至於鴉片為台灣在日本統治前最大宗的進口物資，其貿易的控制權，也掌握在英國資本的手裡，總督府對鴉片採取漸禁政策，取締外商進口，1896年成立「台灣總督府製藥所」，委託三井及英國廠商，從事鴉片製造生產，到了1912年，英商退出，到了1926年之後，鴉片也成為三井的獨門生意。
從台灣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來，這些依附在法西斯政權下的財閥，他們是隱藏在激昂的民族主義、無數年輕生命「為天皇犧牲」的殖民地擴張戰爭背後，最大的獲益者與動力源；在台灣，三井商社的總部，是位於台北市館前路、襄陽路口，台灣博物館（前「台灣總督府博物館」）門口的「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廈」，這動建築曾經被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特偵組）租用，目前為台北市的市定古蹟。
而位於忠孝西路、北門旁邊，日前由於北市府「西門門戶計畫」再度面臨拆除命運，而引發新一波「搶救」運動的「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倉庫」也是三井的遺跡，戰後，由臺灣省政府物資局管理，精省後，交台灣鐵路局管理，後來再移撥給台北市政府，目前為市定的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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