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夢背後的蒼白

2017/10/18

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今天(10/18)中共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九大)正式開鑼,昨天(10/17),新華社一篇英文評論〈開明的中國民主讓西方黯然失色〉,引發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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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評論提到了中國的「多黨政治」;指出中國8個「政黨2033-02」和8名非政黨人士,向十九大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是什麼,不是特別重要,重點在讓人知道,原來中國也是有其他政黨存在的;不過既然是「其他政黨」,為什麼他們要向中共的十九大提報告呢?

因為這就是中國的特色:「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諮詢制2033-03」。在這個制度下,新華社的評論提到「帶來了社會團結」,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帶來沒完沒了的政治抹黑、口水戰和政策髮夾彎,阻礙了經濟和社會的進步,也忽視了大多數民眾的利益2033-04」。

而西方媒體,如路透社BBC,在引述這篇評論之於,也不忘提及中國對民間社會的鎮壓2033-05

這算是十九大前,在習近平主政這5年來,在政治上收緊動作的小小交鋒。

事情得從2015年「709大抓捕」說起。

撲天蓋地的大抓捕

2015年7月9號,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家人、工作人員忽然一一失蹤或被捕,之後幾天,擴延到了十幾個省份,被捕、被約談、限制自由的,約近3百人。第二年(2016),瑞典籍人士彼得・達林(Peter Dahlin),在北京被捕,1月19日,中央電視台錄製了一段他道歉的影片,整個事情的輪廓也比較清楚了。

中國官媒報導(參考),2009年8月,達林跟「鋒銳」的律師王全璋,在香港註冊成立「Joi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Limited(JDI)」,長期接受「某外國非政府組織等7家境外機構的巨額資助」,在中國建立十餘個「法律援助站」,培訓律師、訪民,向境外提供《中國人權報告》;在道歉影片中,達林的同事提到,JDI「想伺機製造一些事端,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對我們國家的政權、對我們黨的領導進行顛覆」。

被抓補的中國律師王宇,在一年後的2016年8月1號,獲得假釋,在媒體上,嚴厲批判「鋒銳」的主任周世鋒「炒作敏感案件」、「賺取一些經濟利益,抹黑體制、攻擊政府,來作為在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的基礎」,關押期間,國際人權組織想頒獎給他,他也毫不客氣地說,「都是想利用我來攻擊抹黑中國政府,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參考)。

第二天,2016年8月2號,「鋒銳」首位被判刑的律師翟岩民,在法庭陳述時認罪,並呼籲:「要看清境外敵對勢力和國內一些別有用心人員的醜惡嘴臉,不要被他們標榜的所謂『民主』、『人權』、『公益』等蒙蔽,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參考),法院最後判處他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

不配合認罪的,可以李和平為例,被捕後,歷經1年9個月,2017年4月28日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參考),李和平重獲自由後,不再上訴,並當局達成的條件,是「不接受媒體採訪、不再執業」。據西方媒體報導,李和平在獄中被使用「一體式刑具」、遭到強制灌藥、強制長時間站立…等酷刑,出獄後明顯地蒼老及消瘦(參考參考)。

即使當庭認罪,也沒法逃過刑責的,是被指為「首惡」的「鋒銳」主任周世鋒,遭到重判7年(參考);另一個就是和達林一起成立JDI的王全璋,他在「709大抓補」後一度失蹤,到了2015年8月4日被捕,直至2017年2月14日,才被天津市檢查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參考)。

美中角力,政治鬥爭

達林在錄完道歉影片後沒多久就獲得釋放,2016年7月,他在泰國接受《紐約時報》採訪,雖然他說到影片都是「被要求照着事先寫好的講稿講話」,不過並沒有否認成立JDI,還有從事相關工作,他不否認接受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 )」資助,只是訝異,涉及個資的文件是如何流出去的,達林還說,中國似乎特別在意收集NED的資訊,事實上,他們接受歐洲方面的資助更多。

談到這裡,我們可以稍稍還原一下事實:在「民主人權」的話語之外,這的確是一場政治鬥爭,其中,西方世界想方設法地希望透過中國的「市民社會」,產生影響,而中共也以政治鬥爭的方式,以司法和媒體為舞台,展開了反擊。

我們來看看「709抓捕」後的司法行動。當事人的「悔意」,的確經常是法官量刑時候判斷的依據之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案子,法庭關心的不是當事人真實的「悔意」,而是向公眾表達的動作,公開道歉,並透過當事人的嘴,陳述當局要表達的政治訊息,以此作為減免刑則的交換條件。

重點台詞不外乎:從大的面向看,這是受到「境外勢力」,特別是西方力量的主導;從小的面向看,相互指責過去的工作同伴,有道德上的瑕疵,有各種犯罪的事實;不管公眾是否相信,也不管法庭,甚至說話的當事人自己信不信,如此做,衍生出來的效果,就是當事人再出來,再在本來的推動的工作上的信譽也將受損。

因此,在法庭上滔滔雄辯,或者桀傲不遜的態度,像台灣1980年3月,台灣的「美麗島大審」,或者同年稍晚,中國的「四人幫大審」,讓江青在鏡頭前睥睨全場地說出「我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種場景絕不會在公眾面前出現,最多就是選擇緘默。

前面談到的李和平是一個例子,再就是2015年12月,廣東的勞工NGO抓補的孟晗。與孟晗同案的曾飛洋、湯歡興、朱小梅(4人皆屬於「番禺打工族服務部」)在2016年9月26日開庭,曾飛洋在庭上供稱自己是「某些境外組織對我國進行滲透破壞的馬前卒」,九十度鞠躬道歉(參考),換來4年刑期,但可以緩刑,而選擇緘默的孟晗,則被押後到11月3號開庭,被判刑1年9個月,但是不得緩刑。

政治收緊與群團改革

今年9月3號,孟晗刑滿出獄,卻遭到24小時的嚴密監視,香港「全球化監察」等團體並發表聲明聲援(參考),事實上,這一次已非孟晗第一次入獄,「緘默」或「道歉」代價不同,未來可以走的路也不同,在廣東勞工NGO裡,向來被認為做事「高調」的孟晗,做選擇的時候,自然也有他自己的判斷。

在強度而長期的身心磨難下,政治案件的當事人,在「受難者」與「鬥爭者」的位置做選擇,是高度的意志考驗,同樣的情形,我們在李明哲/李凈瑜的選擇上,也可以看到。把當事人完全以單一形象做定性,對於不在其中者的認識,幫助並不大。

我們把時間撥回到「709大抓捕」的前兩天,2015年的7月6號到7月7號,一場中共黨史上未曾有過的「中央黨的群團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王岐山、張高麗、劉雲山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數出席,會後發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

「群團」,指的是黨的群眾組織,像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婦女聯合會…等等,在會議上,習近平說,要「切實保持和增強黨的群團工作和群團組織的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組織動員廣大人民群眾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參考)」,黨的群眾組織抓不住群眾,群眾就要給人抓走了,這對群眾運動出身的共產黨可大不妙。

這是「抓」的部份,還有「打」,在此前,6月份,中共黨媒《人民日報》痛批「顏色革命」,指這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輸出民主戰略」,將自己的價值強加在別人身上,這篇由中國社科院徐崇溫執筆的評論,寫到「強制移植民主所帶來的只能是政黨林立、政局動盪、社會分裂和經濟倒退」(參考),這個調性,跟昨天新華社的評論,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709大抓捕」的先聲,政治鬥爭的對象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

工人能挺直腰桿嗎?

2015年,從稍早3月份對女權人士的抓補,到「709大抓捕」,再到「廣東勞工NGO案」,一系列的動作,的確發揮了作用,寒蟬效應的影響,是這兩年來,中國各種NGO的活動受挫,但是「群團改革」呢?黨的群眾組織能發揮作用嗎?

拿工人來說,共產黨領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工人維權上,扮演的角色,不僅是遲鈍、置身事外,而且經常站在對立面上,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黃色工會」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習近平要抓「群團」,只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指令,黨官僚聽差辦事,搞搞書面報告,起不了作用。

這牽涉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黨嚴詞拒絕西方強加「民主」的時候,自己怎麼實現民主?不跟著西方的制度做,自己的制度是什麼?能不能夠實現得出來?一黨專政、共產黨領導都可以,那黨內的「民主」是什麼?

這早已是中共積重難返的沉痾了,1989年,當工人群眾喊出「反官倒、反腐敗」的時候,就已經指出,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官僚壟斷資本利益的體制所產生的問題,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這個體制長成了假「國有化」之名的龐大官僚資本,這樣的黨機器,能夠下得去與自身利益相矛盾的群眾裡去,或者讓群眾的力量,反過來奪回握在自己手上的利益和權力嗎?

到今天,中共仍無法正視「六四」,其中不能用「顏色革命」、「西方的陰謀」簡化,工人階級的憤怒,今年是俄國十月革命百年,中共也迎接建黨97週年,準備步入他們的第二個百年,但是,共產黨的革命,真的有百年嗎?

西方式民主的問題,不在中共所辯論的混亂、分裂、缺乏效率,而在於它無助於,甚至加深了資源的寡佔,粉飾資本主義的剝削體制,而中共所同時強調的「團結和諧」、「進步發展」並存的官僚資本主義社會,卻更加讓人擔憂,在這裡,連能夠挺直腰桿的工人都沒有。

來談談「人權」吧!

最後,我想回到西方的「人權」來談談,人權不是「普世價值」,大多數的時候,人們把它掛在嘴上,都只是在捍衛自己,或者與自己利益、意識形態相近的人的權利,真正相信並實踐「我反對你說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的人少之又少,但是,為什麼大家都可以把「人權」掛在嘴邊?因為它是西方意識形態下,國家統治正當性的來源,我不認為「人權」在制度上的實踐,是毫無成就的。

在「709抓捕」中的維權律師,或者廣東的勞工NGO,又或者台灣的李明哲,他們有沒有來自「境外」的資源、有沒有做出危害政權的事情,危害性有多大,除了「政治鬥爭」的面向之外,當然可以以「人權」的尺度,來檢視國家權力可以發動與否、以及可以發動到什麼程度,因此,在只有「選邊站(選美帝還是選共匪)」邏輯的「政治鬥爭」之外,我們找到這個槓桿。

「人權」不是靜態的,它是一場永恆的拔河,在群眾和政權之間不斷拉扯;不管什麼時候,「外敵」的存在,總是政權收回人權的最佳時刻,國家需要敵人,美國在失去「鐵幕」的敵人後,便要打造「反恐戰爭」,而現在,我們不是正看見,在台灣,中國的「統戰」威脅,也可能成為各種人權收緊的藉口,全球進入多極衝突、民族主義高張的時代,各種「以敵人為名」的壓迫,將越來越頻繁。

而「李明哲案」與發生在相近時間的「周泓旭共諜案」兩者間落差頗大,有論者將兩者相類比,雖有不少問題,但仍可以攤在光譜上檢視;李明哲僅以言論就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2033-06」論罪,固然難以接受,而周泓旭被判刑的《國家安全法》(第2-1條),仍是早在解嚴之初,就被認為是戒嚴遺緒的「國安三法(另兩個是《集會遊行法》與《人民團體法》)」,這使得未達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情報工作法》程度的周泓旭,被依較寬鬆的要件入罪。

我們也曾報導過,美國司法部要求網頁寄存服務公司DreamHost交出使用者資料,以方便川普追查在他就職典禮抗議的參與者(相關報導),當人越來越依賴網際網路生存時,不會注意到,這個表面自由,事實上卻遭到高度監視性空間,演算法、資料庫由資本、政權掌握在手,人權的問題,是極度堪慮的。

有人稱習近平在經濟上發展、在政治上收緊的政策,是「經右政左」,那是一種誤解,對於人權的打壓,一點也不「左」,它展示著中共「強國夢」背後,失去群眾的蒼白。

  1. 中國的政黨政策請參閱這裡,目前有八個除共產黨之外的政黨存在,當年台共黨人謝雪紅、楊克煌赴中國後成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也包括其中。

  2. CPC-led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consultation system

  3. The Chinese system leads to social unity rather than the divisions which come as an unavoidable consequence of the adversarial nature of Western democracy today. Endless political backbiting, bickering and policy reversals, which make the hallmarks of liberal democracy, have retarded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ignored the interests of most citizens.

  4. 路透社:「But Xi has overseen a sweeping crackdown on civil society, charging or detaining dozens of rights lawyers and activists who authorities say are a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Internet controls have also been tightened. 」,BBC(中文)「新華社這篇文章隻字不提的是,在中國,所有政治的異議者、權鬥者,以至所有與對當權派不滿的政治人物,大部份均已被囚禁。」

  5. 起訴的法條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