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梁家瑋
文萌樓是反廢娼運動的中心。（資料來源：日日春關懷協會）
1997年，台北市市長陳水扁宣布廢娼，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後轉型為日日春關懷協會）以歸綏街139號的文萌樓為據點，正式展開反廢娼運動。反廢娼運動雖暫告落幕後，文萌樓仍是重要的性權運動據點，2006年更被北市府指定為市定古蹟。然而，在今年（2017）5月16日，最高法院宣判後，日日春卻可能被趕出文萌樓。
1898年，日本政府施行日籍妓女管理制度，台灣公娼制度開始。日本在台北市艋舺、大稻埕劃設娼館，約1924、1925年建立的文萌樓亦是公娼館之一；到了國民政府時期，雖一度宣布廢娼，但考慮來台單身軍人，仍劃設萬華、大同兩個公娼館區；直到1997年，陳水扁宣布48小時內廢娼，引起公娼反彈，文萌樓前公娼官秀琴等組成「公娼自救會」出面抗爭，最終取得2年緩衝，2001年，公娼制度走入歷史。
2006年，北市府將文萌樓指定為市定古蹟，除了建物價值外，北市府也強調，文萌樓是台北都市發展史性產業歷史記憶地區，亦是反廢娼運動中心，特別具紀念意義，而建物內部隔間，反應過去性產業的空間要求，具見證價值；然而，古蹟涉及都更、容積獎勵轉移等高額利益，引起建商、投資客的覬覦，2011年，地產投資客林麗萍、劉順發以330萬購得文萌樓。
事實上，文萌樓的產權狀態複雜，文萌樓於日治時期興建，但因未進行產權登記，在法律上屬於「非經登記建物」（違建），其土地為台銀所有，而地上物所有人，在2011年前屬於朱女所有，長期租給日日春作為會館，2011後，林麗萍、劉順發購得文萌樓，隨即要求日日春遷出。
因文萌樓為古蹟，可透過容積轉移買賣賺取高額利潤，日日春關懷協會秘書郭姵妤指出，林麗萍可透過容積轉移買賣，賺取高達1,800萬的房地產暴利；諷刺的是，文萌樓是因反廢娼運動、妓權運動而取得古蹟價值，但在成為古蹟後，其核心的日日春，卻反而遭趕出文萌樓。
從2011年起，日日春與林麗萍展開長達六年的訴訟，過程中，一審、二審，日日春敗訴，雖最高法院三審時發回更審，但在更一審時，除原提告的「無權占有」外，林麗萍加告日日春「侵權」與「不當得利」，最終更一審也以「侵權」判林麗萍勝訴。今最高法院言詞辯論的重點，則在於到底林麗萍買下文萌樓，能否用「侵權」、「不當得利」來要求原租戶日日春離開？
事實上，日日春一直訴求的，不只是日日春跟林麗萍對於文萌樓民事上的權利爭議，而是文萌樓作為市定古蹟、作為反廢娼運動的「文化資產公共利益」。試問，若沒有日日春的文萌樓，是否還有其文化價值？ 或僅只是一個空洞洞的日治時期建物？
然而，在法庭上，「公共利益」從來不是攻防考量，在2日的言詞辯論上，法官關心的重點，也不是日日春、文萌樓、性產業、反廢娼運動的歷史性與社會意義，而聚焦在民事上的爭執，辯論最後，法官當庭宣布5月16日將進行最終宣判，在聚焦於民事上的私有財產的處分關係的法庭上，日日春並不樂觀；郭姵妤也自承，從一開始日日春就很清楚，作為承租戶的日日春，在法律上絕對是處於劣勢。
但除了日日春與林麗萍的「民事爭議」外，是否能有其他空間，使「公共性」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過去在柯文哲上台後，台北市都發局局長林洲民、文化局長倪重華都曾表示，將採「公辦都更」的方式來處理文萌樓爭議，但在2015年6月的「文萌樓保存專案會議」，市府政策大轉彎，公辦都更計畫取消，強調要「因地制宜」、「彈性」。
除了北市府公辦都更大轉彎外，郭姵妤直指，現在困局的始作俑者，是當初文萌樓轉手時，北市府文化局放棄古蹟優先承購權，才導致文萌樓落入私人投機客的手裡，後續才導致一連串的文萌樓爭議，現在文化局應站出來，負起該付的責任；但言詞辯論時，文化局僅派出一個股長旁聽、把問題帶回去，無法給出任何承諾。
文萌樓與日日春從來不只是一個屋主、承租客之間的民事契約爭議，而是一個關於反廢娼運動歷史、市定古蹟的公共利益之爭，在此，文化局責無旁貸；郭姵妤最後向文化局局長鍾永豐呼籲，文化局應趕緊負起責任，立即與林麗萍協議價購文萌樓，或具體規劃依《文資法》接管、強制徵收文萌樓等公權力介入的處置方案，才能讓歸綏街139號不會僅剩一個靈魂被掏空的空殼。